远程司法的初衷，是为了“让数据多跑路，让人少跑腿”。疫情防控对远程司法提出了硬核需求，加速了该技术普及的进程。疫情是一块试金石，既试出了远程司法服务群众、提高效率的便利，也试出了远程司法存在的忧患和问题。所以，对我们来说，除了“享其利”，还要“虑其忧”，更重要的，恐怕还包括“思其理”。以下试举几例：

1.远程司法与现场司法的差异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办理的案子远程开庭。疫情期间，有律师在接到远程视频开庭的通知书后在微博上发帖，表示“不知所措”；有检察官认为远程视频“气场不够”“不足以对被告人产生威慑心理”；有法官觉得“线上开庭似乎对当事人来说少了一些真诚”。

远程司法的参与者受到屏幕视域局限性的影响，看不清一些细节，比如微表情、微动作，诉讼参与人之间也缺乏微互动的渠道，一些现场庭审技巧的发挥受到掣肘，有的人会对新事物产生不信任和抵触感，认为远程庭审是“不严肃的”。

那么，怎样做，才能让群众消除对新事物的陌生感？让司法人员乐于去使用新工具呢？当事人及其律师是否有权利拒绝远程开庭呢？或者说，如果选择远程开庭，节约了司法资源，是否可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所“奖励”呢？

要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就要聚焦于：远程司法与现场司法的差异。就像我们思考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的区别那样，本质上也是司法亲历性的问题。倘若证实了，远程司法相比现场司法确实有所缺陷，那么对于司法公正的影响就不能被忽视，就要有一套规范来扬长避短，界定哪些案件可以远程办理、哪些则不宜，甚至尝试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来弥补远程司法的缺陷。

2.基本概念和规范的重新定义。

远程司法与现场司法的语境是不尽相同的，在远程司法的语境下，有一些基本概念和规范需要重新定义。

比如出示证据，是在屏幕上播放电子证据，还是把纸质卷宗对着摄像头展示？如果屏幕另一端的诉讼参与人说看不清怎么办？又比如开庭时远程诉讼参与人能不能在火车上，倘若火车穿山洞时没信号没听见关键的论辩怎么算？掉线多长时间算中途退庭？观看直播的网民评论如果不妥，算不算扰乱法庭秩序？现场开庭时，法庭未经许可是不能录像的，那远程参加庭审的当事人录屏，是否属录像范畴？

要赋予远程司法以合法性、规范性，这些问题是绕不开的。新规范的确立，背后基于怎样的逻辑和原理，是需要通过系统性思考来建构的。

3.科技与人力分工协作的重构。

根据最高检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近期的调研，目前检察机关开展远程讯问的工作模式，是需要额外有一名检察人员去看守所办理文书换押、交接、犯罪嫌疑人签字等手续，远程办案的效率提升是有限的，面对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，很多地方委托看守所民警办理，预计疫情结束后问题和困难依旧；考虑到建立远程系统的成本投入，以及网络设备日常运转的运维成本，我们发现很多成本只是转嫁了，不能光看表明上“足不出户”把案子办了，就说节约了成本，而应当有个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评估。

算清了成本账，我们才能明白，哪些是必须做的，哪些是可以不做的，进而决定哪些问题依靠科技解决，哪些步骤依靠人力更为明智，以建构一套更科学合理的关于远程司法的科技与人的分工协作体系，确保信息技术给司法带来实实在在的进步。

4.远程视频的真实性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远程视频的造假难度并不大。如何确定远端镜头前的“人-案-账号”匹配一致？如何证明镜头前的你是你？如何保证你在镜头前说的话，就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？

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巡查监管场所，可以实时看到监管场所的监控摄像头画面，但如何避免“你看到的只是被监管人想让你看到的”情况？被监管人如何证明自己没有隐瞒信息、转移画面乃至故意制造故障？

为了确保远程视频的真实性，需要精巧的制度设计。当下的制度设计如果仅仅依靠白纸黑字的力量，便过于单薄了，既然“CodeisLaw”，代码也是一种法律，那么用科技的力量来细化和强化白纸黑字的力量，让代码与文字融合一体，将是一种更好的进路。个人认为，在进行关于远程视频真实性的制度设计时，区块链技术可以派上用场。

5.远程视频数据的定量分析。

远程司法的视频是非常宝贵的数据，应当安全地存储好、能够方便地检索到。为此，要规划对其进行大数据的治理，形成结构化数据。此外，还要从远程司法的视频大数据中进行挖掘，所谓智慧司法，绝不仅仅是一个输入事实、输出判决的“自动售货机”，而是有过程的。过去我们了解和分析一起庭审，往往是通过法庭文字记录，但那已经是“人工裁剪”之后的产物，会漏掉很多的细节。如今，远程庭审、远程调解这些视频数据中，就藏着司法的细节，对它们做定量分析，便可以挖掘出更丰富维度上的“司法过程”。

视频中，法官、律师或当事人眨眼、抿嘴、喝水、走神的次数，说话的语速和情感，这些通过人工智能工具是可以自动统计的，有了大量诸如此类的数据，就可以做定量分析，统计特定行为与某种案件类型之间的关系，从而使法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接近自然科学，为司法的精细化奠定更好基础。

6.“赛博之力”正在重塑传统法律制度。

“赛博之力”即电子、网络空间的力量，是一种抽象的比喻。就远程司法来看，它正在重塑传统的法律制度，比如管辖，比如职权的分配。

此次疫情中，有律师异地阅卷，有法官异地远程开庭，有检察官异地远程出庭，值得思考：传统的地域管辖制度是根据物理世界的特性设定的，纸质案卷、证据材料、办案人员、诉讼参与人都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物理空间（地域）中，办案过程中物质位移量最小，因此司法成本最少；但是远程司法是在赛博空间中发生的，直接传递的是信息，而不再经由物质载体，因此，计算司法成本的公式便不再相同。考虑得长远一些，倘若未来远程司法的形式更加普遍，既然检察院、法院都已经全国联网，那是否可以尝试一种在线“任务-接单”的办案模式，让相对有空闲地区的检察官、法官来“支援”相对忙碌的地区？这对承袭了千百年的地域管辖制度，无疑是一种挑战。

再比如，有的地方检察院与监管场所联网，接入监管场所的管理系统乃至监控摄像头，足不出户就可以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巡查。那么试想：过去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的监督，其实是建立在信息并不对称的前提下的，而现在通过全面的数据接入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状况，让法律监督不再是难事。既然如此，倘若没能尽早监督到监管场所的违法，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，所要承担的责任与过去将是不一样的，规则必然要进行一些变化，使责-权-利平衡。

智慧司法行稳致远，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！最高检张军检察长曾经提出要求，智慧检务要聚焦“科学化、智能化、人性化”，我们在建设和应用先进的科技法治成果时，总是在不断地反思，如何能够将这“三化”做到更好。

（本文为作者在“智慧司法与法治中国”2020年高端论坛上的致辞）

（作者系检察日报社党委书记、社长?赵志刚）